1996年的春天,华为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公司的大事——市场部集体辞职。包括市场部总监在内的所有干部主动提交辞职报告,再通过竞聘重新上岗。这次自我革命虽然痛苦,但为华为建立了干部能上能下的新陈代谢机制。正如郭平在《常变与长青》中评价:“这次自我革命虽然痛苦,但为华为建立了干部能进能出的新陈代谢机制。”
组织建设上,华为早期采取“全员持股”的原始激励机制,通过将利润转化为员工股份,凝聚了一支核心团队。从早期的全员持股,到后来的价值创造-评价-分配循环,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走过了一条从“直觉驱动”到“系统驱动”的进化之路。

华为的人力资源变革,从来不是人力资源部门自己的事,而是被业务增长“逼”出来的。
1995年,华为销售额突破15亿元,但快速增长暴露出管理的根本性困境:研发项目混乱、部门壁垒严重、交货周期长达数月。此时华为的管理方式,严重依赖英雄主义和加班文化,无法形成可复制的组织能力。
更具体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。当时,如何分配销售人员的奖金成为一个现实难题。“弟兄们冲山头,流血流汗,冲上山以后怎么分成果呢?”这是华为原始人力资源管理的萌芽。而真正系统的解决方法,正是价值管理闭环的诞生——价值创造、价值评价、价值分配。这个闭环的逻辑是:先全力创造价值,再科学评价价值,最后合理分配价值。劳动和知识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,价值评价靠的是目标和结果,价值分配则坚持“获取分享制”。
郭平在《常变与长青》中系统阐述了这一变革的本质:变革是为了企业商业成功,而不是为了管理本身。华为的人力资源变革也是这样——不是为了把人管住,而是为了让组织更有活力,创造更大的客户价值。在1995年,销售额跨过15亿元门槛后,华为很快意识到,没有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,规模扩张反而会带来规模失控。
郭平在书中揭示,经过持续变革,华为构建起“以客户为中心、生存为底线”的管理体系,形成组织级能力,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。创造价值的人,才值得被评价和分配。
传统公司往往认为,资本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,但华为坚信——“劳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体”。这并非一句口号,华为给自己量化了明确的指标: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为3:1。劳动是拉车的,资本是坐车的,如果大家都坐在车上,谁来拉车?资本所得是分享价值,当资本所得的人越来越多时,就会形成食利者阶层,所以要抑制资本的贪婪。
“价值创造”的导向,决定了华为所有的战略、考核、资源,都必须围绕客户来转。每一个决定,都要反复追问:这件事,为客户创造了什么价值?这构成了华为HR变革的“发动机”——如果创造价值的源头出了问题,评价和分配就都失去了根基。
而贯穿价值创造全过程的,是华为的组织根基——“以客户为中心,以奋斗者为本”的核心价值观。这一价值观在1994年启动的《华为基本法》讨论过程中初步确立,通过全员参与的大讨论,形成了共识凝聚的组织能力。事实上,《华为基本法》的讨论过程比最终文本更重要——这正是共识凝聚的关键。

华为的绩效理念起点非常清晰: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,最终都要落到价值创造上。绩效管理的本质,是把价值刻进指标,把奋斗者写进分配。在华为,绩效管理不只是“打分”,更重要的是牵引大家去创造价值,通过绩效评价反向推动组织持续进步。
如果说价值创造是“做蛋糕”,那么价值评价就是“量蛋糕”。
华为的评价体系有两个核心特点。第一,经营结果导向。一切评价的落脚点,都是经营结果——收入、利润、回款、现金流这些真金白银的数字。第二,全流程可衡量。华为把业务活动分解为可量化、可追踪的节点,确保每一个创造价值的环节都能被精准识别。
但这种评价不是“秋后算账”,而是一种牵引机制。通过不断明确标准,员工清楚知道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好的、什么是被鼓励的。换句话说,价值评价解决了“给谁分、分多少”的依据问题——分配不是凭感觉,而是凭贡献。
价值分配解决的是具体方法的问题——分对了,人才就留住了;分错了,人就走光了。
但在讨论“怎么分”之前,必须先理清楚一个底层逻辑:“分钱”和“分利”是两回事。大部分公司的做法是定岗定薪、发工资、发奖金,钱和创造是脱钩的。员工拿固定工资,公司挣了一个亿和两个亿,员工的涨幅可能只有5%,增长的大头被老板拿走了。员工心里想的是——干多干少,工资就这么多,那就少干点吧。
华为的逻辑完全不同——“分利”。你的奖金不是老板“给”的,是你自己“挣”的。你创造了多少价值,公司分享给你多少利润。公司挣得多,你拿得多;公司挣得少,你也少拿。这个差别,决定了员工是“为老板打工”,还是“为自己干活”。
在华为,价值分配遵循“获取分享制”。传统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是评价分配制,即根据对员工绩效能力的评价进行分配,员工只能被动接受。而获取分享制首先强调的是获取,员工以个人的获取成果参与价值分配,这就使得员工在价值分配中拥有了主动权。
有了底层逻辑,再来看具体的分配制度。
1. 虚拟受限股——压舱石
虚拟受限股是华为最著名的激励工具。员工持有的是虚拟受限股,不享有投票权、转让权,但可参与分红和净资产增值收益。它是一种长期绑定工具,让核心员工与公司利益深度绑定,成为利益共同体。截至目前,近99%的股份由员工持股委员会代持,任正非仅持股约0.52%。这套设计确保“奋斗者”是公司的真正主人——钱不是被动分的,而是大家一起挣的。
2. TUP——平衡器
但虚拟受限股有一个隐患:老员工股票越积越多,可能“躺在股票上分红”。TUP(时间单位计划)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,它采用5年周期模式,平衡了新老员工的利益分配,解决了外籍员工无法参与虚拟受限股激励的问题。到期后权益清零,避免形成永久性的食利阶层。这本质上是一种强制“新陈代谢”——没有奋斗,就没有持续回报。
3. 获取分享制——放大器
获取分享制是价值分配的灵魂。它的逻辑是:组织的奖金包,来自这个组织创造的经营结果。下层组织的奖金包,来自上层组织奖金包的二次分配——层层分配,层层挂钩。同时,华为坚持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为3∶1,确保“拉车的人”比“坐车的人”拿得多。
在薪酬设计上,拉车和坐车被区分为两大类角色:成本中心的人员与利润中心的人员。激励体系的底层逻辑只有一个——让拉车的人比坐车的人拿得多。
一个有趣的细节是:华为会明确“锅里有,碗里才有”。上层组织在分配奖金包时,会留出机动部分,一方面用来调节平衡,另一方面应对突发情况。分配还有一个硬前提:利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——餐厅挣了100万,不能全部分光,要留下采购、装修和推广的储备。

有了一套完整的价值闭环机制还不够——没有组织架构的变革来承接,再好的机制也跑不通。
2009年,华为开启了人力资源转型,从翰威特引入了“HR三支柱”模型,构建以增长和效率为导向的HR业务管理架构。
这套模型的架构很清晰:HRCOE是HR领域专家,负责设计政策、流程和方案,为HRBP提供技术支持;HRBP是一线主管的HR业务伙伴,每150人配一个HRBP,核心是理解业务、识别痛点,解决业务问题;HRSSC负责高效、高质量的HR共享服务,员工入职、离职、薪酬、考勤等事务性工作在这里一站式处理。
三个角色分工明确:COE是专业大脑,BP是一线顾问,SSC是服务底座。华为从2011年起在全球建立了四个HRSSC中心——中国HRSSC、亚太HRSSC、中东欧洲及非洲HRSSC、美洲HRSSC。从2009年引进三支柱模型,到2013年基本完成人力资源战略转型,华为用了四年时间,将人力资源从一个“管控部门”真正变成了“业务伙伴”。
华为的人力资源变革机制,中小企业无法完全复制,但底层逻辑完全可以借鉴。
第一,先想清楚价值创造。小企业最大的问题,不是“分不好钱”,而是“没挣到钱”,或者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挣来的。在把一套复杂的绩效体系引进来之前,必须先回答——我的核心客户是谁?我为他创造了什么价值?
第二,绩效不是为了“算账”,而是为了“打胜仗”。很多小企业的绩效管理,做着做着就变成了“算账的工具”。双方在KPI上讨价还价,把一年的精力耗费在指标争论上。华为的底层逻辑是:绩效是为了激发组织斗志、牵引团队走向胜利,而不是为考核而考核。
第三,分钱要指向“利”而非“钱”。如果团队的整体薪酬永远在固定区间内波动,增长只让老板一个人拿走,员工会很清楚——干多干少跟自己关系不大。要打破“存量分配”的惯性,让创造增量的人,有能力分享增量。
第四,分配机制要成为“新陈代谢”的阀门。华为的分配制度,不是为了分钱而分钱,而是通过分配机制让“奋斗者”持续涌现,让“惰怠者”自动出局。中小企业即使做不了复杂的TUP,也可以在年终奖设计上做文章——贡献大的人多拿,连续躺平的人少拿甚至不拿,用“真金白银”传递导向。
这套价值创造-评价-分配的闭环,让华为的员工从“打工者”变成了“奋斗者”。但很多老板会问:这套机制听起来很复杂,难道员工不需要“管”吗?
下期,我们将推出:
《为什么华为员工不用“管”?》
讲透华为如何用一套机制替代人盯人的管控,让员工为自己干活、为结果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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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 关于“读懂常变”系列
每周深度拆解郭平著作《常变与长青》。从华为36年变革史中,找到陕西企业可学、可用、可落地的管理方法。